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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利奥平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7 22:18: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应当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她表示,从国际整体趋势来看,14周岁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年龄界限。“我应该和心理学专家,伦理学专家,社会学专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认为,主张降低刑责年龄的观点中,普遍采用一个论据,就是民法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为8周岁以上,认为参照民法中的规定也应当降低刑责年龄。“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,一个是刑事的问题,一个是民事的问题,刑事的问题属于公法规范的范围;民事的问题属于民法规范的范围,也就是私法规范的范围。私法可以宽容,可以放得更宽一些。但是公法或者说刑法对刑事责任的调整一定要严格把握,不能随意降低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提出,“我赞同降低刑责年龄,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,但是如果刑法没有威慑力是万万不行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认为,衡量刑责年龄该不该降低,应当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,“刑法一定要有度,即便是冰冷的刑法也一定要有温度,特别是在青少年方面,要给予特殊的保护,甚至说在某些时候是网开一面的,包括我们刑法当中的前科消灭制度、分层制度等等,都是对青少年的一种特殊保护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表示,民法总则之所以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降低为8周岁,“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孩子接受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,认知力在不断提高,甚至身体发育状态都比过去强壮。所以从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来说,如果14岁以下都不承担任何责任,可能跟现在孩子的成长状况是不相匹配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表示,对于未满14周岁的低龄暴力犯罪,目前还没有合适的、有效的教育挽救制度,“所以我认为刑责年龄可以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,这是我支持的一个理由”,她说,有人认为追究刑责、关入监狱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,但是实际上监狱除了惩罚,其实也同样有教育的功能,“可以针对青少年做一些特殊的安排,这并不妨碍对青少年的教育保护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认为,虽然低龄暴力犯罪数量少,但是其主观恶意和危害传播效应很大,比如弑母案,“虽然一年可能在没有几起,但是其他的青少年看了以后,觉得还不用承担任何相应的刑事责任,这就给其他的青少年造成一种负面的消极作用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月25日0—24时,福建省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,为美国输入(厦门市报告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则认为,不论是追究刑事责任,还是送入收容教养机构,都会引发一个问题,“污染的传播,毛病会互相传播互相污染,就是说这娃娃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毛病,出来的时候可能成了10个毛病了,一项全能可能成了10项全能”。